为了对冲外汇储备增加的流动性过剩，央行自2003年到2008年第一季度已付和应付的央票和准备金利息规模累计已达约7348.79亿元，再加上外汇储备的贬值，央行不仅要面对已有的潜在亏损压力，一面还要应付不断到期的央票和准备金，以及继续承接对冲新增的外汇储备。
第二，中国农业生产能力有了明显提高。第二，农业天然面临的就是市场和自然的双重风险，目前我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还不健全，政府扶持下的农村合作组织才刚刚起步，抵御风险能力仍然很弱。
第三步是在这个基础上，推出旨在理顺政府和农民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农村税费改革，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陈锡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到了以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数学被引进，边际分析盛行，变量与方程式相等的均衡理论普及，问「为什么」一时间成了主流。芝大之会一致好评，但因为参与者一半是西方人士，不知中国，交流有点沙石。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若有所悟，给他信，说：「你提到要试把有趣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不是毫无希望的。
不容易想出对教育更相宜的贡献了。一些助理教授问：「你们这些老头子算什么？有多少文章在名学报发表过？懂数学吗？凭什么资格决定我的前途？」事实上，除了三几家名校，大学中也真的有不少没有跟进学问的老头子，发表文章的数量远不及数学与统计皆可应付的后起之秀。基于这一资本积累和国际投资的基本条件，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不仅需要美国扮演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世界警察形象，而且更要求美国做出世界永久和平的弥赛亚式的承诺，并定期地通过仪式化的方式对这种幻觉式承诺做出保证（这就特别包括炫耀美国强大的武力），因而美国的角色就是在资本主义千年至福的弥赛亚仪式中充当教父（并收取费用）。
在当今世界上，罗蒂意义上的价值的最核心的体现，其实就是美元和美国债券，因为它的价值并没有什么客观依据，或者说其价值的根本来源只是因为有人接受它、相信它有价值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时的美国其实并不缺钱，然而，美国政府还是逼迫欧洲立即偿债，即使由此而导致整个世界金融秩序瓦解，美国也在所不惜----而我们如果做一个简单对比，就不难看到，美国当年破釜沉舟的气魄，即不惜毁掉国际金融秩序也要讨债的举措，显然是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的任何一位债主连想也不敢想像的。但是，如果电视台的抢答节目提出如下问题：1970年代至今，人类所发明的最匪夷所思、又最有力量的工具是什么？恐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是五花八门。总之，精于谋事、善于树敌，勇于当头，正是借助这些经验，在短短二十余年里，美国终于利用它的世界债主地位，换取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同样的，1972年之后的美国超级霸权的神奇力量，亦非来自于其拥有的超级财富（美国已经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甚至也并非来源于美国的超级武力（它已经在越南被击败），而是来自美国符号的神秘性，当然，它部分地来自于美国神话或者神化美国。而马克思正是从破解商品与货币之谜开始了《资本论》的写作，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特殊性的解读。
----起码是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意识形态，包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旦风吹草动，泡沫预期破灭（因为它早晚一定会破灭）——那么问题就不仅仅是大家的未来都落空，那些精心营造的债券和各种金融衍生物会立即成为空头支票，成为废纸，而且，此前提前消费掉的一切都立刻成为巨大的债务。而这就是尼采在世纪初的嘲笑：瞧啊。美国的战略大转折伴随着一系列政治和外交调整，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被当年美国国内短视的意识形态反对派们称为新朝贡之旅的尼克松北京之行。
而美国最终之所以这样做，说到底还是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令人吃惊的是，恰恰是美国本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他最近的选举演说中，公开运用了最为经典的马克思式说法---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一词，以此来批评美国长期热衷于运营虚拟经济而放弃实体经济发展的错误发展观，从而只有他才一针见血地说到了问题的实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随后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逐步开始被纳入与美国金融市场接轨的道路，直到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位居第二的持有美元和美国债券的国家。因为它以（市场）规范的名义，不但拒绝考虑各个国家实际的经济情况，更拒绝考虑债务国的经济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以至于对于债务国来说，这个方案本身就是一个杀鸡取卵的方案。
这位前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说：问题不在具体的某一项政策，问题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经济哲学。或者说，上述三方（银行、保险业、买主）在经营和消费的，其实是并不存在（起码是当下还不存在）的利润大饼——这个大饼也就是未来美国房价会一直上涨的利润预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消费或者经营的，其实本来就是一个空。
这就是：典型的官僚道德就是那种号称自由主义的道德，因为这种道德的核心是：只要管好我自己的事，而其他的与我无关，而在这种道德背后的，则是官僚只代表自己利益，而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利益置之度外的实质。------当然，所谓自由主义社会的实质不仅仅在于自私，或者说强调每个人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在于其人际关系的僵化、隔绝和异化，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的社会。
银行、保险公司和购房者三方都成为欠债者：与其说他们预期并提前消费了一个坏的未来，不如说这是买空卖空活动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吉登斯的这个说法只不过是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尖锐批判，换成了更绅士化的风险一词，从而进行了更为温和的包装而已。与此同时，美国又同时告诫OPEC集团：只要它们把以石油收益换得的美元，再来购买美国债券，那么它们就可以随时提高石油价格，即它们具有随时提价的自由。同时，各国为了稳定国内货币与黄金的比价，实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努力削减开支，而更是罔顾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不惜造成大规模的下岗失业。这就是Hart和尼格瑞在其合作的《帝国》一书中，将美国称为一个立足于形而上学之上的资本主义帝国，而不是一个单纯通过武力追求海外利润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原因。而当美国长期将其经济的发展完全寄托于这种金融炒作之上，而无视美国内部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和民生议题等等一切，那么，我们就非但完全不能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而是应该起而指出这种自欺欺人的泡沫经济、这种债务驱动的经济，对于所谓的经济基本面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任何没有实体经济和实际财富支撑的（泡沫）越晚破裂造成的后果就越严重。
自从1972年开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就是靠对资本积累和市场循环永恒性的形而上学迷信来驱动的，或者说，是依靠杰姆逊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逻各斯来驱动的。[2] 感谢纽约大学图书馆(Elmer Holmes Boast Library)的Dawn Lawson 女士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及时而丰富的英文资料，其中特别包括Michael Hudson 的两本重要著作Super Imperialism 和Global Fracture，我高兴地得知前一本著作的中文版刚刚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相信此类重要学术著作会帮助中国学术界更为准确的认识和了解美国。
因此简而言之，一战结束后西方各国间的基本关系就是：英法是德国的债主，而美国又是整个欧洲的债主，从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作是当时西方国家间关系的实质。美国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意义的传统帝国，也不同于近代产生的帝国主义霸权国家，它也不仅仅是一个霸权或者霸权国家，而且更是一个为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生产意义的权力符号核心。
而自19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所扮演的角色之最为核心之处，就是为自由资本主义世界提供安全。因为按照他的理论，没有什么价值是实在的、是真的，一切价值都是话语的建构，因此，只要你所创造和诉诸的东西有人听、有人信、有人跟你走，那这就是价值了。
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论述毫无疑问最有权威性，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此处所指的是马克思这样的论述：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形而上学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最集中、也是最高的对象化（表现）。----尽管这一次的学费实在过于昂贵了些。AIC的主要目标就是趁欧洲列强陷入债务陷阱之时，一方面以金融控制的方式，率先将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力图将中国纳为美国的军事保护国。而这个木脑袋，这个故纸堆、这个逻各斯的象征代码其实就叫美国财政债券标准（U.S. Treasury bill standard），自1972年之后，美国财政债券标准就代替了黄金以及一切物质财富，成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从而开始了一个美国通过大量发行和印刷美国债券来驱动世界经济，而世界各国则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来储存自己的财富的头足倒置的世界经济结构。
Michael Hudson说，二战之前，美国之所以要抛弃欧洲版的国际主义，归根结底乃是由于这种国际主义看起来根本不能为美国所担当的世界责任付费（Prior to World War two, America spurned internationalism because this connoted a form of world responsibility that did not seem to pay）--- 特别是没有一个相应的国际机制来保证其他国家可以为美国所担当的国际责任付费。但是，一旦考虑到市场关系和市场逻辑的真实基础是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考虑到这种债务关系的现实性和迫切性，那么，市场关系和市场逻辑内涵的强制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们经常会忘记：官僚主义的铁笼子----这恰恰是马克斯 韦伯通过研究和观察美国社会得到的一个发现。简而言之，美国要的是一个美国世界或者美国领导下的世界---尤其重要的是，这样的权力体制可以保证全世界为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付费。
三， 美国通过黄金美元启动了战后的西方经济，同时，美国利用它在农业方面的绝对优势， 以黄油加大炮的战略 援助冷战伙伴，在重建西方国家的经济、重建自由世界的名义下，实际上重建了一个以美国为唯一霸权的西方阵营乃至美国世界，从而让这些被保护国为美国的保护和支援买单（例如让日本为美国的占领支付军费开支）。实际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用其永无止境地印刷的绿纸，源源不断地购买了日本的汽车、欧洲的制造业――随后就是源源不断的、物美价廉的中国日用产品。
而如果美国真的被迫这么做（出售黄金和良性资产），那么它就必须首先面对国内大规模通货膨胀的严峻现实。例如，1916年成立的美国国际公司（即今天的AIG，其前身为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就是由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莱因奇(Paul Reinsch)和前花旗银行执行官范得利(Frank Vanderlip)携手策划成立的一个官商合一的投资公司（其董事会成员还包括洛克菲勒、杜邦和摩根这些大人物）。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的、市场的社会就一定是典型的、低效率的官僚社会[3]。这一前所未有的金融创制首先意味着：在美国的黄金储备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银行也不能通过购买美国股票、房地产和其他良性资产的方式向美国索取债务，它们只能通过购买和储备美国债券的多少，在（实际上是由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中获得一个评级标准，从而以这种方式使得美国的债务得到无限地延期。
（实际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IMF给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开出的药方无非就是 紧缩的货币政策+低价出售自己的所有这两条，它是充分暴露市场逻辑和市场关系之强制性的最近一个范例。美国以其软硬兼施的高超外交战略达成了这一创制。
如果用尼采的启示来解释上世纪初的欧洲乃至北大西洋各国所面临的形势，特别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国家间及其与美国的关系，那么我们将会对这种关系有一个更为实质性的洞察：因为这种关系背后的实质和基础，确实就是国家间的债务关系。）而一旦我们明了了市场关系的现实基础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真实关系，那么，布罗代尔的以下名言其实也就什么费解之处了----众所周知，布罗代尔曾经这样说：‘市场从根本上说是强制性的，而‘计划则不然。
而这就首先需要我们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他断言，具有军事野心的国家必然导致高赋税、高负债、高耗费的经济。